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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春天，延安。
窑洞前的空地上，几十号人坐得满满当当。
这是党的白区工作会议，从国统区、沦陷区、根据地来的代表全都到了。
会上，一个戴着厚镜片、说话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中年人站起来，做了一份报告。
报告的内容，把在场不少人听得脸上挂不住了。
这个人叫刘少奇。
彼时他在党内的位置，说好听点叫“北方局书记”，说难听点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他就是一个长期在白区“搞地下工作”的老同志，跟“中央核心”这四个字沾不上边。
更早几年，他还被扣过一顶帽子——右倾机会主义者。
可就是这个人，在报告里把白区工作批了个体无完肤。
他说，过去白区工作搞成那个样子，根子上是路线错了。
关门主义、冒险主义，把好好的组织搞垮了，把人往敌人枪口上送。
这话一出来，会场炸了。
来自国统区的代表当场就不干了。
有人拍桌子，有人站起来反驳，说刘少奇你这是否定我们过去的工作，你这是在给牺牲的同志泼脏水。
争论之激烈，超出了一般会议的范畴。
这不是工作分歧，这是路线之争，是给过去十年的白区工作定性的问题。
会场僵住了。
关键时刻，毛泽东站了出来。
6月3日，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。
他没有和稀泥，而是态度鲜明地说了一句话：刘少奇对白区工作的批评，基本上是正确的。
这句话的分量，放在当时的背景下，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重得多。
因为毛泽东自己，就是被“左”倾路线排挤过的。
他知道被错误路线打压是什么滋味，他也知道，敢于站出来说“过去那套东西错了”需要多大的胆子。
更关键的是，毛泽东看中了刘少奇身上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——他是从白区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人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背后都有血淋淋的教训撑着。
会议最后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，决定仍派他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。
但真正让人没想到的事情，还在后面。
会议开完没多久，1938年3月，刘少奇回到了延安。
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了一个建议：刘少奇暂住延安，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。
从这一刻起，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
一个长期在外面跑的人，突然被留在了中央。
一个在很多人眼里“默默无闻”的人，开始频繁出现在核心决策的场合。
三个月。
就三个月。
到1938年秋天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候，刘少奇已经站到了一个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位置上。
他在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，题目叫《党规党法的报告》。
这个报告干了一件什么事？
把“党章的常委会改为书记处”，从此中央只称书记处书记，不再叫常委。
这个改动，表面上看是名称问题，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的重新划分。
谁进书记处，谁就是核心决策层。
而刘少奇自己，就在这个变动中，从一个“华北工作的指导者”，变成了整个中央决策体系里的关键人物。
六届六中全会之后，他出任中原局书记，负责长江以北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地区党的工作。
这个任命的分量，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——中原局管的是整个华中敌后的开辟工作，是当时党最需要打开局面的战略方向。
但这里有一个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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