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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27日，傅聪在联大审议“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经济、商业和金融封锁”议题时发言，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施压。
傅聪在发言表示：美国封锁持续64年，联大讨论该议题持续34年，而相关决议“至今尚未落实”。
此前联大以165票赞成、7票反对的悬殊比例通过决议，反对者只有美国、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。
然而，联大决议不具备强制约束力，美国的封锁并未因此松动分毫。
2026年初，特朗普政府年初签署行政令，以“威胁国家安全”为由加大对古制裁，切断了关键的石油供应，甚至被曝出正在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。
在古巴民生濒临系统性崩溃的节点上，傅聪的发言不只是外交辞令，它向哈瓦那传递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判断：在封锁最紧的时候，中国不会因为压力而后退。
先看看美国是如何封锁古巴的。
1959年古巴革命后，美国随即采取敌视政策，1961年两国断交。
1962年2月3日，肯尼迪签署总统令，依据《对敌贸易法》宣布对古巴实施全面的经济、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，禁令涵盖燃料、食品、日用品和药品等几乎所有领域。
1990年代，封锁从美国国内措施升级为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工具。
1992年，《托里切利法》规定，任何在古巴港口停靠的第三国船只，六个月内不得进入美国港口，同时禁止美国海外子公司与古巴贸易。
1996年，《赫尔姆斯-伯顿法》进一步将制裁触角伸向外国企业：任何与古巴境内被美国认定为“没收财产”有“交易”行为的外国公司及负责人，将被禁止入境美国，并可能在美国法院被起诉索赔。
2000年，《出口管理条例》则设定了“10%规则”：一件外国商品只要含有价值占比达到或超过10%的美国原产成分、技术或软件，向古巴出口就必须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。
进入21世纪，封锁的松紧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反复摆动。
奥巴马时期曾出现有限缓和，2015年美古复交，古巴一度被移出“支持恐怖主义国家”名单。
但特朗普第一任期基本逆转了这些措施，并于2021年1月卸任前夕将古巴重新列入“支恐”名单。
拜登政府虽在2025年1月离任前决定将古巴移出该名单，但其任内并未实质性解除封锁，还在2024年9月将封锁延长一年。
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，立即撤销了拜登的相关决定，制裁进一步升级。
2025年5月，美国签署的新行政令将制裁对象扩展至能源、矿产、金融服务等领域，并引入次级制裁——第三国金融机构即使其交易与美国毫无关联，只要被认定“促成与古巴的重大交易”，也可能面临资产冻结。
六十多年封锁累计给古巴造成超过1700亿美元损失，仅2024年3月到2025年2月一年间的损失就约7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49%，相当于古巴全体民众约四年半的口粮费用。
当一套制裁的烈度大到足以影响一国民众吃饭吃药的时候，它就不再是“外交工具”了。
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，还有一层更现实的逻辑，古巴不是孤例。
今天美国可以用封锁窒息古巴，明天同样的逻辑就可能被用到别的国家身上。
中国反复强调“国家不分大小、贫富、强弱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”“古巴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”，这些话听起来是原则宣示，但放在中国自身面临外部压力的背景下，就有了非常具体的分量。
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，对中国来说不是替别人操心，而是在守住一条自己也必须守住的线。
傅聪在发言中把古巴称为“好朋友、好同志、好兄弟”，这三个词在外交语言里各有各的指向：好朋友是政治互信，好同志是道路认同，好兄弟是在困难时候不撒手。
那么，大选之后的古巴新政府，对华态度会是什么样？
古巴党和政府特使在同中方会见时的表态更直白：古巴“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置于首要地位”。
2025年前七个月中古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75%，中国已经成为古巴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；
古巴2018年加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2025年1月正式成为金砖伙伴国。
在能源危机最严峻的时候，中国向古巴交付了数千套家用太阳能设备，迪亚斯-卡内尔亲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。
这种对华态度，从根本上说是被封锁逼出来的，但又不完全是被动的。
古巴经济长期失血，燃料、食品、药品、电力处处短缺，美国的长臂管辖又让大多数西方企业和金融机构不敢靠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几乎是少数既有意愿、又有能力、还不附带政治条件地向古巴提供实质性合作的大国。
古巴政府延续对华优先的路线，既是现实生存的需要，也是一种战略判断：在“全球南方”的叙事框架下，中国代表的多边主义和南南合作，比美国的封锁逻辑更符合古巴的长远利益。
所以，中国在联大替古巴要的这个“公道”，要的不仅仅是一纸决议的落实。
它要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承认：一个国家的政府无论大小，其存在本身不应该被另一国的国内政治议程所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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